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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貧富差距拉大要怪全球化?看看德國模式
2019/6/25 12:42:00 來源:瞭望 文字: | |

▲ 2月19日,阿麗亞娜集團的雇員在德國不萊梅歐洲下一代空間火箭Ariane 6 的生產線上工作

  ▲ 2月19日,阿麗亞娜集團的雇員在德國不萊梅歐洲下一代空間火箭Ariane 6 的生產線上工作

  部分美國政客和輿論將美國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歸咎于全球化,認為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導致美國制造業競爭力大幅下降,大量穩定而優渥的工作崗位流失,中國從中獲益同時造成美國中下層的苦難”。

  但從全球比較視角出發,德國同樣是深度參與全球化的發達國家,而且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要比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大得多,但德國仍然在鋼鐵、銅、鋁、機械設備制造、汽車這些傳統的、在美國已然衰退的生產性行業中占據著全球領先地位。

  埃里克·萊曼和戴維·奧德茲在《德國的七個秘密》一書中指出,當美國制造業占GDP份額降至13%、英國降至12%時,德國制造業占GDP份額仍高達21%。德國2019年2月發布的《工業戰略2030》,甚至明確提出到2030年時,逐步將工業在德國和歐盟的增加值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擴大到25%和20%。

  同為發達國家,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脫實向虛,貧富差距迅速擴大,中下層信貸福利難以維系;德國在不斷開拓全球市場的過程中,卻在金融方面保持克制,保持了制造業競爭力,使本土員工共同獲益。這背后不同的經濟思想和發展理念,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促進合作的萊茵模式

  1873年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全球大蕭條后,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開始領導德國轉向。競爭規制領域的競爭原則被合作原則取代,秩序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被生產性動員取代,社會政策領域的有組織自助被社團自我管理取代,對外貿易政策領域的自由貿易主義被“開明”保護(關稅保護)取代。

  這一與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也稱英美模式)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截然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深刻地改變了德國人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從制度層面產生了卡特爾組織、社會保險、全能銀行、股份公司、地區能源企業、各類協會和研究機構、普遍化的工會組織等德國現代經濟組織。

  德國經濟史學家阿貝爾斯豪塞認為,19世紀末德國發展出一套穩定的新型社會生產體系,其基本原則是促進經濟活動參與者之間的合作而非競爭。

  這種19世紀末開始形成的經濟體制并非以公司股東利益為中心,而是著眼公司的長期性和持久性,進而實現股東、公司、債權人(銀行)、員工和產業上下游之間的協調共生。這種經濟體制中擁有“話語權”的既非個人也非國家,而是一整套嚴密的制度和組織體系,因而被稱為社團主義市場經濟,也被稱為萊茵模式。

  同時,俾斯麥執政時期對全球而言具有開創性的三項社會保障立法(1883年《疾病保險法》、1884年《工人賠償法》和1889年《傷殘和養老保險法》),也深刻地打上了萊茵模式的時代烙印。

▲ 大眾汽車工廠生產線上的焊接機器人(2018 年3月9日攝)

  ▲ 大眾汽車工廠生產線上的焊接機器人(2018 年3月9日攝)

  萊茵模式 VS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萊茵模式是對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否定。它貫穿整個德國近現代史,并對歐洲大陸乃至東亞都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1919年《魏瑪憲法》明確拒絕了“自由放任主義制度”,提出“為了公共利益的”私有財產社會公益義務。德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亨塞爾認為,《魏瑪憲法》對所有經濟活動都給予了“社會條件限制”,它雖未與占主導地位的締約自由正面對立,卻對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現行的德國《基本法》(相當于德國的《憲法》)第14條仍然規定:

  “財產權負有責任,對財產的使用應當同時有利于公眾利益。”

  阿貝爾斯豪塞認為,德國經濟這種自治、自我管理的狀態對企業家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德意志帝國時期的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把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意義”看作是對共同利益必要性的認識。

  信奉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企業家對此則不以為然。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在一個自由經濟體系內只存在一項責任:

  企業家在領導企業遵守既定規則——即自由的市場競爭規則、不欺詐、不弄虛作假——的同時必須將稀缺的資源用于獲取最多利潤,即實現投資回報率的最大化。

  但阿貝爾斯豪塞認為,

  在德國的固有觀念中,企業家的特殊責任在于,在體系的框架內以保障這種體系功能的方式使用或支配自有財產并使其結果為“公眾福祉”服務。

  19世紀末期德國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1873年全球大蕭條之后卡特爾組織的興起。卡特爾是獨立企業在自愿基礎上以合同形式組成的聯盟,通常以行業共同體的形式出現,其目標在于控制和占領市場。阿貝爾斯豪塞認為,自愿遵守法律法規以及企業在自由競爭機制下開展合作曾是且一直是德國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并在此后的反復博弈中保留了其實質精神。

  在歐美,一度有觀點認為戰前與戰后的德國是迥然相異的兩個國家,認為在馬歇爾計劃的幫助下,德國以社會市場經濟顛覆了傳統。但社會市場經濟并沒有顛覆德國的傳統。德國經濟學家霍斯特·希伯特認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一方面注重私營企業與決策,另一方面由政府對國家、區域、地方各級實行調控和干預,從而建立公平競爭機制,維持經濟增長、就業、良好工作環境、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之間的平衡。

  阿貝爾斯豪塞通過詳盡的德國經濟史研究,充分論證了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更多是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的自我揚棄。換言之,萊茵模式植根于漫長的德意志經濟史,而非是從1949年開始,這對人們今天認識萊茵模式有著重要意義。只有在充分了解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歷史后,萊茵模式的種種做法和經驗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事實上,稍加比較即可發現,二戰后美國也曾同樣意圖肢解日本的財團,但出于對抗蘇聯的需要最終默許了日本的再財團化。與德國一樣,日本也沒有采納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而是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

  人類社會并沒有一個可以通用的政治經濟模式,萊茵模式根植于德國歷史,在歐洲大陸得到擴散,甚至對東亞的日本產生了巨大影響。每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都存在路徑依賴,都必須結合自身的歷史背景,去吸收他國的經驗,汲取他國的教訓。

▲ 4月1日,德國漢諾威,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展示仿生機械臂 單宇琦攝

  ▲ 4月1日,德國漢諾威,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展示仿生機械臂 單宇琦攝

  萊茵模式經驗之一:高度重視制造業

  德國以貿易立國,長期高度重視制造業,堅持制造業的本土優勢。德國經濟學家沃爾夫岡·史特雷克認為,由于本土市場有限且歐洲他國長期存在關稅壁壘,德國并沒有足夠的建立規模化生產體制的市場需求,而是傾向于尋求自己的比較優勢,強調工業產品的優質化和定制化。

  這種經濟目標需要有高技能的人力資源、成熟的適用技術及與客戶良好的合作關系,因而要求企業的決策必須有長期性。穩健的發展目標又反過來要求員工具有穩定性。由于長期直面整個歐洲甚至全球市場的激烈競爭,企業家和員工一開始就被綁在一條船上。企業家如果不顧及勞工利益,就無法擁有長期熟練的員工,也無法維系與全球客戶的良好關系;而員工如果過分強調自己的短期利益,企業將無法正常發展,最終自己也會受損。

  德國企業擅長的專業領域,主要是機械設備、汽車、化工及制藥等,全球化為這些企業帶來廣闊的世界市場。德國不少企業已有數百年歷史,二戰期間,超大型企業更是得到支持。大型企業與產業鏈上下游的中小企業擁有長期密切的聯系,當大型企業去拓展全球市場時,背后的中小企業同時獲益。

  在面向全球市場時,德國中小企業努力在各個利基市場實現了絕對優勢地位,也就是形成了全球數量最龐大的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中,德國就擁有1300余家,此外美國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國60余家。這些大型企業和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為德國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優厚的就業崗位。

  萊茵模式經驗之二:產融協調的金融體制

  以制造業為主導的德國,傳統大型制造業企業與銀行關系緊密,采取“全能銀行”模式。在很長時期,雖然銀行不持有企業股份,但個人股東信任銀行,將自己對企業的投票權委托給銀行行使,銀行甚至可能在雙層管理架構的上層(監事會)派駐成員。這種銀企聯合可以避免股東因貪婪而采取短視策略。基于上述委托投票權的安排,直到1995年,銀行仍然擁有德國24家最大集團公司股東大會84%的投票權。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德國企業的融資渠道越來越寬,大型銀企聯合逐漸被削弱。1998年,上述委托銀行的投票權安排被立法廢除,而后又立法降低銀行出讓所持企業股份的所得稅,德國大銀行與大型工業企業的聯合宣告解散。銀企聯合的模式雖已徹底變革,但德國大型企業基本由家族基金主導,并未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獵物。

  對中小企業而言,德國特有的銀行體制發揮了巨大作用。筆者曾向制造業隱形冠軍理論的提出者赫爾曼·西蒙教授請教德國的中小企業如何解決融資問題。西蒙教授表示,

  德國制造業隱形冠軍企業在發展之初,往往與德國地方儲貸銀行和合作銀行緊密合作,與大型私人銀行合作較少。儲貸銀行、合作銀行給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約占貸款總額的2/3。這兩個銀行業支柱受到嚴格監管,因此在金融危機中幾乎沒有受損。但銀行業的嚴格監管也帶來了銀行貸款利率較高的弊端,這是獲得安全穩定需要付出的相應成本。

  德國產融協調的金融體制有力支持了過往數十年實業的發展,但對高風險的新興產業則支持不足。近年來不少觀點認為德國經濟雖然并不缺乏在某些特定市場的創新能力,但在某些具有未來前景的市場如信息技術領域,創新能力則顯不足。

  對于有人提出德國應依照美國模式進行改革,阿貝爾斯豪塞認為,對德國企業仍處弱勢的市場而言,這或許能夠彌補創新實力不足,但卻會給養活了2/3就業者和企業家的多元化優質產品市場帶來沉重負擔。

  事實上,盡管德國沒有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出現巨頭企業,但也避免了國際金融資本對傳統優勢產業和就業的沖擊。在數字化時代,德國仍然穩健地從既有優勢出發,去獲取工業互聯網時代的最大收益。與此同時,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也開始主動搭建融資信息平臺,啟動INVEST等投資計劃,為投資者和初創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萊茵模式經驗之三:雙元教育體系

  在德國,從事制造業的普通技術人員一般不上通常意義上的大學,而是通過學徒制來實現就業。約有342類受認可的學徒職業,提供技術和社會領域的公司內部培訓和課堂教學,一部分時間留給雇主,一部分留給職業學校。

  截至2013年,超過140萬名德國學生入讀1559所職業學校。學徒培訓時間一般持續兩年半到三年半,從事全職工作。2013年25~34歲的德國人只有28%接受過大專、大學教育。制造業企業大量倚重熟練技術人員,學徒制為企業提供了合適的勞動力資源,也促進了就業。

  1990年代以來,德國企業提供的學徒崗位逐漸減少,最終雇傭保證也開始不明朗。為了阻止這種現象,德國在2004年引入了學徒稅,對沒有接收足夠數量學徒的企業進行懲罰性征收。此外,德國企業越來越多地采取企業之間的學徒制,逐漸取代了內部學徒制。

  學徒制對德國制造業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將企業用人目標與教育直接結合,避免了工作與教育的脫節。這對制造業仍需進一步發展的國家而言,具有非常強的借鑒意義。

  萊茵模式經驗之四:勞資共決制度

  勞資共決制度是植根于德國經濟史的重要制度,是德國勞資雙方能夠共享經濟發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

  1951年,西德聯邦議院通過了《關于采礦業和鋼鐵制造業雇員在其公司監事會和董事會行使共同決策權法》,這是勞資共決制立法的開端。

  此后通過的《企業基本法》在1971年被修訂,它賦予職工委員會更多的共決權(包括工作崗位管理權和勞動過程規制權)。

  1976年,針對雇員超過2000人的股份公司制定的《雇員對等共同決策法》生效,雇主聯合會不能接受,訴諸聯邦憲法法院,但于1979年被駁回。聯邦憲法法院在判決中引用了《基本法》中關于財產的社會義務條款。

  根據德國聯邦勞工與社會事務部2018年披露的一項資料,企業職工委員會在若干方面享有共決權,包括

  關于內部規則和員工行為方面的問題;

  設定勞動時間,引入短時工作或加班;

  確定帶薪休假原則和休假時間表,當雇主與員工無法就員工休假達成一致時做出決定;

  引入或應用監督員工行為或表現的機制;

  根據法律,當提出措施防止職業事故或疾病,或當涉及健康保護問題時;

  當分配公司住宅或騰退時;

  有關薪酬構成,設計薪酬制度,或設定計件工資和獎金率或類似績效相關報酬的問題;

  制定團體工作原則。

  如果公司擁有超過100名雇員,必須設立財政委員會。當計劃收購并可能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時,雇主必須向財政委員會及時告知并進行討論;在沒有設立財政委員會的情況下,應當向職工委員會告知并進行討論。如果公司有超過20名有投票權的員工,在涉及員工的新任命、評級、再評級或轉崗等人力變更事項時,雇主必須征得職工委員會的同意。在開除員工之前,雇主必須聽取職工委員會的意見。

  在中、大型企業的雙層管理架構層面,由勞資雙方共同組成的監事會,還擁有對管理(執行)董事會成員的任免權、對所有公司事務完整的知情權,還有權做出重大商業決定。

  實踐中,即便在超過2000人大型企業適用的共決制度中,資方的監事會主席也被賦予雙票,而在中型企業中,勞方的監事會成員仍占少數。德國勞資共決制并未像批評者或最初企業家階層擔心的那樣,讓企業家失去對企業的主導權。

  勞資共決制的真正意義,在于創造了一個不能完全由資方來決定勞方命運的企業運行機制,在外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資方與勞方更加緊密地一致對外。德國學者認為,勞資共決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大型企業的“代理成本”問題,正是因為勞方能夠通過制度來提出自己長遠的訴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管理層短期的利益沖動。

  事實上,德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也進行了大量的產業外包。在東西德統一之后,德國跨國企業對中東歐的投資從1995年的7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630億美元,一度引發德國國內對產業空心化的擔憂。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勞資共決制度使德國跨國企業進行全球跨境外包時無法忽視本土員工的利益,能在企業全球擴張的同時實現本土員工的利益共享,這一點恰恰是美國企業在全球外包過程中無法做到的。

  除此之外,德國還延續了自俾斯麥時代以來優良的社會保障傳統。出于國家責任,也得益于德國經濟的發展,在醫療、養老等方面,德國總體上一直都維持了較好的社會福利。(作者:慕峰,瞭望智庫專家;來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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