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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服務經濟將助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2019/8/2 11:11:00 來源:經濟參考報 文字: | |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平均近10%的增長,同時也是波動的增長。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逐步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逐步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圖片來源:東方IC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逐步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圖片來源:東方IC

  學術界對于經濟增速下行有多種解釋,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問題、經濟發展階段問題、人口紅利消失問題、國際環境問題、科技創新能力不足問題等。

  從影響宏觀經濟的三個主要變量投資、消費、出口來觀察近幾年的中國宏觀經濟增長,可以發現一些端倪。其中,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變小。雖然從數字上看,經濟增長較快的時候消費的貢獻率比較低,實際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比較穩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投資是拉動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長速度越快的時候,消費的貢獻就越低。從宏觀經濟來看,持續通過投資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而且也不是合理選項。

  還有三個重要因素對經濟增長也有影響,勞動力成本上升、引進技術的減少和服務經濟的到來。從人口紅利角度來看,我國從2012年開始勞動人口凈增長是負數,與經濟向下走勢高度契合。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是撫養率,撫養率低就說明有很好的勞動力供給。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我國的撫養率一直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充足的勞動力。而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未來四十年我國的撫養率會越來越高,特別是老人撫養率特別高,這種高撫養率與以兒童為主的高撫養率相比,對整個社會和家庭造成的壓力和心態是完全不同的,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變化。此外,產業升級后,可以引進的技術存量減少,由此帶來效率改善速度放緩。

  從發展階段的角度來看,在三次產業中,農業和工業的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上升。從2012年開始,服務業成為我國第一大產業,2015年開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了50%,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漸上升。根據國際經驗來看,幾乎沒有例外,服務業成為第一大產業之后,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持續下降。

  為什么當經濟結構以服務經濟為主的時候經濟增速會下降?因為服務業的效率比較低。許多服務業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必須“面對面”、“同時同地”出現,比如教育、醫療、藝術表演、保安、保姆等,無法使用高效設備大批量生產,沒有規模經濟,勞動生產率無法提高。然而,不同產業的勞動者要求近似的報酬,“服務”效率低但工資不能低,與商品相比日趨昂貴。

  服務業如何低效率高成本?比如,1984年購買一臺17英寸黑白電視機需要花費1000元人民幣,雇傭一位保姆的價格是每年500元,當時中國的產業結構是以制造為主,制造和服務業的比重是2比1。到了2018年,32英寸彩色平板的價格是1000元,雇傭保姆的價格變成了每年5萬元,這時候服務和制造業的比重是2比98。其實,我們的消費結構并沒有發生很大變化,但是從價值上來看好像產業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所以很多發達國家,當服務業變成主導產業后,同樣的資源投入,但是產出效率明顯下降,所以人們講這是一個高成本低效率的發展時代。

  中國會不會遵循其他國家的軌跡,到了以服務業為主的時期,無法將增長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我認為,中國經濟轉為中高速增長是大概率事件。

  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經過去

  過去四十年全球化發展迅速,主要是通過跨國公司全球投資導致全球產業鏈的形成,但是近些年國際貿易投資增長勢頭受到阻礙,全球價值鏈貿易增長停滯。對比1998年到2007年全球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2008年到2017年增速明顯放緩,中國也發生了同樣變化。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過去四十年中,由于技術、運輸條件和信息條件的變化,全球價值鏈可以切割轉移,很多產品被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國家生產。跨國公司相關貿易是全球價值鏈的標識。1980年,跨國公司相關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只占1/3,2000年驟然增加到75%,到2010年更是增加到80%。但是,到2016年的時候,這個比重不但沒有繼續增長,反而出現下降的趨勢。一個產品被切割在不同國家生產,最后組裝起來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沒有很好的新技術變化,這個過程會因為天花板而減速。

  伴隨著全球價值鏈的變化過程,一些發展中國家逐漸崛起。一些中低端產業逐漸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沖突。事實上,再現出口的重要性已不大可能,我國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經由最高點時候的接近40%回調到現在不到20%。這其實是一個相對正常的數值。數據顯示,7000萬人口以上的大國出口占GDP比重平均不到18%。此外,外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下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限。

  中國有可能成為服務貿易強大競爭者

  從內外部條件和國際經驗看,中國經濟正在逐漸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不過,從國情特點和技術發展來看,中國經濟仍然會比其他國家的表現更好一些。

  以前服務業之所以不能支撐經濟增長,是因為以往技術主要應用于制造業,不能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現在的新技術,如網絡技術、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突破了“時空同步”、“同時同地”的界限要求,極大地提高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而且新技術還能融合制造與服務。

  一百多年以來,教育勞動生產率一直沒有明顯提高,但是現在有了遠程教育后,慕課(MOOC)可以極大提高教育服務的效率。據統計,截至2018年,清華大學5年建設了258門慕課,惠及全球800余萬人。生活英語聽說課、財務分析與決策課、心理學概論課位列所有在線課程選課人數前三名。再比如,金融服務可以借助互聯網和智能技術提高效率,現在個人和小微的貸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未來技術發展將繼續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和制造大國有特殊優勢,人口規模大,網絡應用水平領先,網絡與數字產業規模經濟優勢明顯,邊際成本很低。比如,一部網劇100萬人觀看和10億人觀看幾乎沒有差別。規模大就是優勢,流量就是生產力。此外,我國制造業規模大基礎好,這是生產型服務業特別大的基礎優勢,支持產業互聯網發展并創造了很多互聯網時代制造業新發展模式。

  恰好在網絡時代、數字時代,中國到了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對比較低,它既然要同時同地就不可能遠程貿易,所以服務業在以前不可貿易;但是現在網絡時代,網絡空間的服務貿易交易成本很低,規模經濟非常顯著,所以中國有可能成為服務貿易方面一個強大的競爭者,從實際表現來看也確實如此。

  以政策制訂的八大取向順應服務經濟新需求

  針對上述各種新變化和新的發展特點,政策需求應該有相應的應對之策。

  第一,宏觀調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系。信息技術支撐服務經濟時代的相對高速增長,宏觀調控政策做什么呢?關鍵要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系。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網絡和數字技術時代,中國經濟有了新的增長來源,對比其他國家就可能有相對更好的增長表現,宏觀調控還是要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第二,產業結構政策應采取制造業與服務業中性的政策。服務業提高效率并能與制造業更多地融合發展,制造業和服務業孰重孰輕來回較勁。現在的服務和制造很難分開,以5G為例,5G首先是一個信息服務,它的特點是高通量、低延時,但是如果沒有巨量的物聯網落地連接萬物的話,沒有什么用處。聊天說話不需要那么高通量,一定要和產業互聯網、生產制造及很多落地場景結合起來才能行。所以服務一定會與制造連接。同樣,如果制造不上網、不用云、不聯通的話,很難取得大的發展。未來產業的發展將是更柔性、更融合、更連通的發展,可以不提誰先發展誰后發展,最終通過市場確認二者的關系。

  第三,技術開發政策應當將技術開發更多交給市場,政府提供應用場景。大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強,但應用場景企業不可控、發展受限。比如自動駕駛,企業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機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關配套的一些規則,都需要一個整體空間場景的設置,這不是企業能做的。技術開發現在可以更多交給市場,政府在技術落地應用場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第四,產業組織政策應該注重同時形成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我國的國內產業優勢來自于巨大的市場,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該鼓勵大平臺企業發展和鼓勵競爭并重。現在的平臺企業需要具備比較大的規模才擁有競爭力,但是這些企業擁有較強的實力后如果沒有其他企業與其競爭的話,很有可能形成壟斷。所以兩方面工作都要做,完全可以在兩者中做到比較好的平衡。

  第五,國際競爭政策應該從總體中性趨向國民待遇。中國會回到中等程度的國際化,這是一個量的問題。我們正在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時候,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發達國家處于高端,所以要支持國內產業升級。現在很多產品其實是水平分工,中國有消費者愿意買蘋果手機,很多國外消費者愿意購買華為手機,在這些領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國際收支政策要統籌考慮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儲備。較長時間內,我國仍然會存在貿易順差,不過這個順差會逐步縮小。因此,要統籌考慮貿易順差、國際投資和國際儲備的問題。如果國際貿易盈利比較多的話,要么就加大對外投資,要么就購買外國國債,要平衡好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第七,公共服務政策可以選擇性地發揮市場作用。有了互聯網之后,許多公共服務從市場失靈轉向市場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務更優,價格更低,并且更多地在那些市場仍然不能為的領域使勁。市場可以為的地方政府盡量后退,做好標準評估、監管等工作。

  第八,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導形成有效共治。新技術帶來許多新問題,影響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公共治理政策應當研究如何引導各方形成有效治理。(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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